列车缓缓停靠在“沂蒙山北”站。陈砚背着行囊走出车厢，一股与冀中平原截然不同的清新山风扑面而来，带着泥土、植被和一丝微凉的湿润气息。站台外，连绵起伏的青色山峦在秋日高远的天空下勾勒出温柔的曲线，山腰间隐约可见成片的果林和整齐的梯田，阳光洒在上面，泛着宁静而富有生机的光泽。

出站口人流熙攘。陈砚的目光掠过举着各式牌子接站的人群，很快定格在一块不大的白色纸板上。纸板上用黑色记号笔工整地写着“接陈砚老师”。举着牌子的是一位约莫五十多岁的女同志，短发齐耳，穿着素雅的浅灰色外套，戴着一副细边眼镜，面容清癯，眼神沉静温和。她手里还拿着一本略显厚重的书，书脊上隐约可见《沂蒙红嫂史料汇编》的字样。

陈砚快步走上前：“您好，我是陈砚。请问是王老师吗？”

女同志立刻笑了，眼角的细纹舒展开来，透着真挚的欢迎。她放下牌子，伸出双手与陈砚握手：“陈砚老师，一路辛苦了！欢迎来到沂蒙！我是沂蒙红嫂纪念馆的研究员，王秀兰。早就听张建军研究员提起您，也拜读了您清苑之行的相关文章，非常敬佩！”

她的手温暖而有力，握手的姿态让陈砚瞬间想起了清苑的张建军，那种属于基层文博工作者特有的、沉静中蕴含热情的气质。

“王老师您太客气了，叫我小陈就好。”陈砚忙说，“这次来沂蒙，要多多麻烦您了。”

“不麻烦，不麻烦！”王秀兰连连摆手，引着陈砚向停车场走去，“您为追寻英雄故事、传承红色记忆奔波，我们能尽一份力，是应该的，也是荣幸。”

坐上一辆略显老旧的公务轿车，车子驶出车站，很快融入通往县城的公路。窗外的景色徐徐展开，近处是整齐的村镇和繁忙的集市，远处是层层叠叠、苍翠欲滴的山峦。与清苑一望无际的平原不同，这里的山势虽不险峻，却连绵不绝，仿佛大地温柔的臂膀，将村庄和田野揽在怀中。

“这就是沂蒙山了，”王秀兰看着窗外，声音里带着家乡人特有的深情，“抗战时期，咱们八路军115师挺进山东，创立沂蒙抗日根据地。这里山多、沟深、群众基础好，成了打击日寇的坚固堡垒。而支撑起这座堡垒的，除了前线将士，还有千千万万像李秀莲这样的沂蒙妇女，后来，人民都尊敬地称她们为‘红嫂’。”

她从随身携带的布包里，取出那本《沂蒙红嫂史料汇编》，翻到夹着书签的一页，递给陈砚。“这是馆里和党史办合作整理的资料，里面详细记载了已核实身份的部分红嫂事迹。您先看看这位，李秀莲。她是咱们接下来要去参观的纪念馆重点展示的英雄之一，也是我个人研究比较深入的一位。”

陈砚接过书，纸张已经有些泛黄，但印刷清晰。他翻到王秀兰指示的页面，目光落在那些简洁却重若千钧的文字上：

李秀莲（1913-1978），女，汉族，沂蒙县李家庄（今属沂山镇）人。1939年加入村妇救会，1942年入党。抗战期间，积极组织妇女为八路军做军鞋、缝棉衣、筹军粮，护理伤员。1943年春，日伪军对沂蒙山区进行残酷“扫荡”，一名八路军小战士身负重伤，与部队失散，躲避至李秀莲家中。当时物资极度匮乏，无药无食，伤员伤口感染，高烧昏迷。李秀莲毅然以自身乳汁喂养，补充其体力，并冒险上山采集中草药为其清洗、包扎伤口。经其悉心照料，战士转危为安，后安全归队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抗战期间李秀莲带领本村妇女共制作军鞋500余双，棉衣300余件，筹集粮食逾万斤，直接护理重伤员7名。1944年被沂蒙抗日民主政府授予“模范红嫂”称号

文字旁边，还有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复印件。照片上的妇女大约三十岁年纪，面容清秀，眼神坚定，头发在脑后挽成利落的髻，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衫，正低头缝补着什么。虽像素粗糙，却依然能感受到一种平静而坚韧的力量。

“乳汁救伤员”陈砚轻声重复，指尖抚过这几个字，心潮难以平静。这早已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一个名词，当它与一个具体的人、一段具体的时间地点、一种具体的绝境和选择联系在一起时，其背后所蕴含的、超越生理与世俗观念的伟大母爱与革命情谊，瞬间有了雷霆万钧的重量。

王秀兰看着陈砚凝重的神色，缓缓说道：“这只是文字记载。到了纪念馆，我们有根据史料和李秀莲后人口述复原的场景，还有她当年使用过的部分实物。你能更直观地感受到，在1943年那个春天，在那个被敌人封锁、缺医少粮的山村里，一个普通农家妇女，是怀着怎样的心情，做出那样的抉择，又是靠着怎样的毅力和智慧，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，完成那些支撑前线的繁重工作的。”

车子拐入一条相对安静的林荫道，远处，一座白墙灰瓦、风格朴素的建筑出现在视野中，门口悬挂着“沂蒙红嫂纪念馆”的匾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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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馆规模不大，但每一件展品，每一个故事，都力求真实、感人。”王秀兰介绍道，“李秀莲的事迹是核心展陈之一。除了您刚才看到的，她还留下了许多感人的细节。比如，为了给伤员补充营养，她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都省下来，捣碎了混在稀粥里喂给伤员，自己和家人常年以野菜、地瓜干果腹；为赶制军鞋棉衣，她带领妇女们点着豆大的油灯，常常熬到后半夜，手指被针扎破、被麻绳勒出血口是家常便饭；敌人来搜山时，她多次冒着生命危险，将伤员转移到更隐蔽的山洞，自己则留下应付盘查”

陈砚静静地听着，窗外的青山似乎也变成了沉默的见证者。他忽然想起了清苑。李桂兰在地道中吹响军号，组织民兵灵活打击敌人；燕嘎子在山野田间奔跑，以生命传递情报。而在这里，在沂蒙的群山之中，英雄以另一种形式存在——她们用乳汁滋养生命，用针线编织温暖，用最原始的母爱和坚韧，在后方构筑起另一条“生命线”和“补给线”。地域不同，形式各异，但那份对家国的赤诚、对战士的深情、对胜利的渴望，以及在那至暗时刻迸发出的人性光辉与超凡勇气，却是如此相通，如此共振。

“当年的红嫂，大多就是生活在这些山坳坳里的普通妇女。”王秀兰指着车窗外掠过的村庄，“很多故居都还保留着，有的成了纪念点，有的由后人居住。她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用自己瘦弱的肩膀，扛起了半边天，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有人说，沂蒙山区的胜利，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、用担架抬出来、用红嫂的针线和乳汁‘喂’出来的。这话，一点也不夸张。”

车子在纪念馆前的空地停稳。就在陈砚准备下车时，王秀兰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，补充道：“对了，陈老师。有个情况可能对您接下来的寻访有帮助。李秀莲同志有一位孙女，叫李红，现在还生活在沂蒙本地。她手里保存着奶奶留下的几件珍贵遗物，其中有一件打了补丁的旧棉袄，是李秀莲当年穿着护理伤员、熬夜做军衣时常穿的。还有”

她略作停顿，扶了扶眼镜，语气变得更加认真：“据李红说，她奶奶还留下了一本很薄的、用土纸订成的小本子，类似日记或随手记，里面除了记录一些支前的工作，还提到了‘一把军号’。说是有一年，一位伤势很重、即将转移的八路军干部，在临走前，将一把旧军号郑重地送给了李秀莲，说是‘留给红嫂做个念想，也留给咱沂蒙的乡亲，听个响，知道咱的队伍永远在’。”

军号！

陈砚的心猛地一跳，像是平静湖面被投入一颗石子，涟漪瞬间荡开。他下意识地摸了摸随身旅行袋，里面那个深蓝色的粗布包安静地躺着，装着李桂兰的地道图和燕嘎子的鸡毛信复印件。

难道这把在滇缅丛林由陈铭守护、经伊万之手流转、最终由北上归队的战士赠予冀中李桂兰的军号，它的旅程并未在清苑的地道中终结？在某个时空的交汇点，它又曾出现在沂蒙的群山之间，被另一位英雄——一位用乳汁拯救生命的红嫂——所珍藏？

线索的丝线，仿佛在这一刻，穿过时间和山河的阻隔，隐隐地、却又无比真实地，再次颤动起来。

“王老师，”陈砚的声音因为期待而略显急促，“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拜访李红同志？”

王秀兰理解地笑了笑：“别急，陈老师。我们先参观纪念馆，对李秀莲同志和红嫂群体有个全面的了解。我已经和李红约好了，明天上午，她在家等我们。那把军号具体什么样，日记里还写了什么，到时候，我们可以当面问，当面看。”

她推开车门，山间清冽的空气涌入车内。“现在，请跟我来。让我们一起走近李秀莲，走近千千万万的沂蒙红嫂，听听她们的故事。”

陈砚深吸一口气，将翻涌的心绪暂且压下，拿起背包和那本《沂蒙红嫂史料汇编》，跟着王秀兰下了车。

阳光正好，洒在纪念馆朴素的门楣上，洒在远处苍茫的沂蒙群山上。新的探寻，已然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，悄然开始。